张彤、大鑫合着的《波兰华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研究教席主持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成教授主编的“国际和平城市丛书”之一。 本书既不是对华沙城市历史的一般描述，也不是为游客提供的华沙城市概况。 这本书是一本关于华沙和平的书，贯穿全书的主线是建设和平。 作者将和平建设的过程比作一棵树从种子到最终开花结果的生长发育过程。 华沙独特的历史播下了和平的种子。 和平之树没有精心培育和养护就无法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和结果，而记忆的传承和叙事的建构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记忆的传承与叙事的建构在战后波兰的复杂环境中延展，最终达成共识，通过和解结出和平的果实。 全书图文并茂，向我们展示了和平之城华沙独特的和平建设历程，进一步诠释了和平是通往和平的必经之路的坚不可摧的真理。

《波兰华沙》，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英雄城的和平种子

作为波兰的首都，华沙见证了波兰的繁荣与衰落、辉煌与黯淡、荣华与耻辱、亡国与复辟、和平与战争、忠诚与背叛、动荡与安宁、幸福与苦难、附庸与独立。 华沙的历史可谓是波兰兴衰的缩影。 华沙从未缺席现代波兰的重大事件。

966年，皮亚斯特王朝大公梅什科一世受洗皈依基督教，波兰全境皈依基督教。 966不仅是波兰民族认同的来源，也是波兰建国的开始。 波兰皈依基督教加强了波兰的国际地位，使波兰成为拉丁文明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385年，立陶宛大公雅盖隆与波兰女王雅德维加结婚并皈依基督教，成立波兰立陶宛联盟。 1569年7月1日，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签订《卢布林联盟》条约，波兰立陶宛联邦（又称第一共和国）应运而生，成为欧洲最大的国家之一当时。 1596年，国王齐格蒙特三世将宫廷从克拉科夫迁至华沙，华沙成为波兰的首都。 16世纪是波兰的“黄金时代”。 文艺复兴的潮流促进了国家的繁荣，波兰在文化、艺术和科学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波兰特有的贵族民主制与西欧盛行的绝对君主制形成鲜明对比。

从17世纪中叶开始，第一共和国因内乱和战争开始走向衰落。 被称为“瑞典洪流”的瑞典入侵使该国成为一片废墟。 波兰失去了大约1/3的人口，失去了大国地位。 瑞典人摧毁了华沙，华沙战前有2万人口，战后只有2000人。 18世纪下半叶，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支持的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二世在实施改革和维持与俄罗斯的藩属关系之间左右为难。 1768年，沙俄迫使众议院（立法机关）放弃内部改革，赋予新教和东正教信徒充分的政治权利，并使波兰成为沙俄的保护国。 为捍卫罗马天主教会的特权，反对沙俄干涉波兰内政，一些贵族组成了律师联盟。 律师联盟发动了反对国王斯坦尼斯瓦夫和沙皇俄国的武装起义，得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和法国的支持。 起义最终失败，内战进一步削弱了波兰。 1772年，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首次瓜分波兰，波兰失去了近1/3的领土和大约一半的人口。 此后，斯坦尼斯瓦夫国王试图推动改革并抵制俄罗斯的影响。 1791 年 5 月 3 日，一部新的进步宪法在波兰议会通过。 这是欧洲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世界第二部成文宪法。 改革激怒了沙俄，也触动了保守贵族的利益。 旧派贵族组成塔戈维察同盟并反抗。 在俄军和叛军的进攻下，斯坦尼斯瓦夫国王被迫投降。 1793年，沙俄和普鲁士第二次瓜分波兰。 1794年，美国独立战争英雄科什秋什科发动反对第二次瓜分俄普的起义，起义被血腥镇压。 第二次瓜分使波兰失去了超过3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300万人口。 1795年，俄、普、奥第三次瓜分波兰。 波兰领土被彻底瓜分，这个曾经的欧洲强国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123年。 波兰人寄希望于法国的拿破仑帮助恢复独立，而拿破仑的法国支持的华沙大公国却昙花一现，其领土被普鲁士和俄罗斯瓜分。 1797 年，东布罗夫斯基元帅在法国组建了波兰军团。 波兰军团帮助法国征服了意大利，东布罗夫斯基玛祖卡舞曲更是拨动了波兰人的心弦。 “只要我们活着，波兰就不会死”成为波兰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 亡国后，波兰人民并没有放弃恢复独立的愿望，并举行了数次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1830年11月的起义和1863年1月的起义。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波兰才得以复国，结束了长期的亡国厄运。 新生的波兰地处德国和俄罗斯之间，成为列强觊觎的对象。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二战爆发。 同年9月17日，苏联进攻波兰，波兰再次分裂。 厄运再次降临，波兰在二战中遭受了巨大的民族创伤。

波兰虽然在历史上多次遭受战乱和浩劫，但和平的念头始终不减。 两位波兰学者是在教会中成长起来的——斯坦尼斯瓦夫在他 1400 年和 1413 年关于正义战争的布道中，以及在他的著作和在康斯坦茨会议（1414-1418 年）的演讲中，他提倡尊重自由的和平概念和其他国家（包括异教徒）的权利，同时拒绝战争的不公正。 1434 年，波兰外交官米科瓦伊作为巴塞尔天主教会议的代表出席在阿拉斯举行的和平大会，法国、英国和勃艮第是百年战争的交战国。 介于两者之间。 他在讲话中呼吁“摒弃战意，解除思想武装”。 学者安杰伊·弗莱茨 ( Frycz) 在他 1551 年关于共和国复兴的论文第三卷中写道：“为了不被迫发动战争，有必要非常小心地与邻国保持和平…… . 邻国和诸侯之间通常会达成协议来解决这些问题。 1573年在众议院通过的《华沙联盟》保障了无条件的持久和平，保证所有天主教徒和其他宗教信徒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受到国家保护，波兰因此成为欧洲大陆宗教宽容的天堂。 2003 年，华沙联盟的文本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亡国之后，波兰的精英们还在思考着波兰的未来和欧洲的命运。 波兰贵族、巴黎波兰人社区领袖亚当·耶日在其《外交论文集》中提出要在欧洲建立民族国家联盟的政治体系。 恰尔托雷斯基非常重视在国家间关系中建立基于伦理的机制。 他还主张建立超国家机构来维护和平和监督冲突的公正解决。 他坚持波兰的格言“为了我们的自由和你们的自由”，将波兰的独立努力与欧洲和东方其他被征服国家的类似运动联系起来。 学者 (ł ę)发表了《文明国家持久联盟条约-欧洲宪法》，主张建立一个代表所有国家的泛欧组织，其代表将被派往常设会议。 该机构的作用是制定防止武装冲突和保障和平的法律。 于 1867 年出版的《欧洲的衰落》一书描述了未来欧洲统一的愿景。 他提议建立“所有欧洲国家的联盟”，开放所有边界并自由交流思想。 自由从事工业和贸易。 ( ) 于 1885 年在巴黎发表了《欧洲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未来》，提出了欧洲统一的愿景：改革后的议会制度、关税同盟、集中收集的统计数据、所有参与的欧洲国家的财政贡献以及欧洲中央银行。 他相信，实现这一愿景将加强国际合作，实现普遍和平。

波兰复国后加入国际联盟，提出和平倡议。 1927年9月，波兰代表弗朗齐谢克·索卡尔提出的《谴责和禁止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和仲裁义务的宣言》草案被国联大会正式接受。 1931 年 9 月，波兰在国际联盟上提交了一份实现道德裁军的备忘录，鼓励国际合作和理解，以确保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再发生。 1939 年 12 月，流亡法国的外交部副部长 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回答以下问题：人类发展是基于法律还是暴力、正义还是暴力、人和个人？ 还是基于对他们的征服、道德虚无主义或基督教道德、文明或野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法法》序言称，“战争源于人心，故有必要在人心筑起保卫和平的屏障”。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项崇高而艰巨的使命。 一个不喜欢战争的民族，往往伴随着战争。 和平的思想在波兰持续存在，但无力避免战争。 这就是波兰的悲剧。 二战期间，波兰遭受了巨大的民族创伤。 不屈的波兰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1943年4月19日，华沙犹太区的犹太人发动起义，遭到残酷镇压。 1944 年 8 月 1 日，国民军在华沙起义。 叛军企图在苏军到来之前将德军赶出华沙并控制华沙。 起义持续了63天，最终失败。 国军的英勇起义震惊世界，哭鬼神，体现了不惧强敌的英雄气概。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有 600 万人丧生，其中六分之一的人口被杀。 纳粹德国计划将波兰首都改造成德国精英的小镇：华沙新城。 华沙起义爆发后，纳粹罪犯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大屠杀，将华沙夷为平地。 华沙是二战中损失最惨重的城市之一。 华沙72%的居民楼、90%的工业建筑和90%的纪念碑在战争中被毁。 2004年，华沙市市长莱赫·卡钦斯基初步估计，华沙在二战期间的损失为315亿美元。

二战中的华沙

记忆传承与叙事建构

华沙是波兰的记忆之都。 漫步在华沙的大街小巷，纪念碑和纪念铭牌随处可见。 在通往老城的主要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不同主题的历史图片展。 华沙历史的各个方面都在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的永久和临时展览中展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民波兰加入苏联集团。 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甚至修改了波兰 1952 年的宪法。 德国四分五裂，西德和东德分属不同的阵营。 1955年，苏联与东欧七国在华沙建立了华约军事同盟。 官方内存构建均受上述约束。

重建华沙成为抚平战争创伤、重建和平生活的开始。 波兰举全国之力重建首都，重建华沙成为经历者永恒的记忆。 文化科学宫作为苏联赠予波兰的礼物，建于1955年，现已成为华沙的地标性建筑。 196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这样描述二战结束15年后华沙的重生，“这是一个始于1945年的故事，当时这座城市几近化为废墟，但今天它已从灰烬和瓦砾中重生。 上升，并惊人地恢复了战前超过 100 万居民的人口。 华沙给我们上了关于城市社会运作的惊人一课。 这似乎证明，无论是对一个民族的彻底毁灭，还是对他们财产的彻底毁灭，都不能结束一座伟大城市的生命。”加莱克上台后，波兰决定重建皇家城堡。重建城堡的规划委员会称这座城堡将“成为连接波兰人过去、现在和未来几代人的桥梁，是我们民族历史延续的见证”。重建负责人丹尼尔·特沃瑞克( )致力于恢复城堡原貌，说“这座城堡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我们整个历史的象征”。波兰人有钱出力，也有能力出力，历时14年才完成城堡的重建。

重建皇家城堡

华沙历史记忆的建构无不受到政治的影响。 比如对人民军队和国家军队的偏爱，官方记忆和民间记忆的冲突，以及“华沙英雄”的模糊表达。 华沙起义历史记忆的建构并非一成不变。 1964年的华沙英雄纪念碑、1979年的华沙起义纪念碑、1989年落成的华沙起义纪念碑反映了不同时期华沙起义的叙事变化，体现了波兰华沙起义的叙事。 建设越来越客观。 1968年波兰政府发起的反犹运动导致13000至20000名犹太人离开波兰，成为华沙犹太人记忆中的又一插曲。 人民波兰时期，波兰以各种方式保存着二战时期华沙犹太区的历史记忆。 1988年4月18日，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爆发45周年之际，一座形似面包车的石碑揭幕，以纪念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中转站。 这四块牌匾上分别用波兰语、意第绪语、英语和希伯来语铭文：“1942-1943 年，超过 300,000 名犹太人被从华沙犹太人区驱逐到纳粹灭绝营的毒气室。” 在动荡之前，一条犹太人殉难和战斗纪念路线从贫民窟的英雄纪念碑开始，在中转站纪念碑结束。

虽然华沙的历史记忆建设指向和平，但华沙在1956年和1981年两次面临苏联的军事威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波兰在冷战时期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无奈。 冷战时期，苏军北方永久驻扎在波兰，苏军在波兰有79个军事基地。 苏联主导的“和平与民主”阵营对波兰的和平叙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9年波兰圆桌会议引发的变化开启了波兰的全面转型，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和苏联解体导致两极格局结束。 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剧变，从根本上改变了华沙记忆传承和叙事建构的环境。 华沙历史的传承与叙事建构既体现了延续性，也体现了转折。 华沙历史记忆和叙事建构的羁绊不复存在，一切禁忌消失，波兰人在新的环境中继承记忆，建构叙事。 1990年后，华沙的许多街道都重新命名，以纪念二战中的英雄和事件。 2002年，莱赫·卡钦斯基当选华沙市长，决定兴建华沙起义博物馆，以纪念华沙起义60周年。 博物馆于2004年华沙起义60周年之际正式开馆。在华沙起义博物馆的开馆仪式上，莱赫·卡钦斯基称华沙起义博物馆是“向所有支持起义的叛军、领导人、军人和平民致敬的地方”。表达敬意的方式”。 他强调，“华沙起义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波兰独立行动的高潮和开端。1976 年促成了团结工会。” 这表明记忆政治为华沙起义赋予了新的意义。 2009年，时任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提议设立华沙起义阵亡将士纪念日，得到波兰议会的支持。 8 月 1 日是 2010 年华沙起义周年纪念日。 由波兰犹太历史研究所协会推动的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的建立，得到了卡钦斯基市长和文化与国家遗产部的支持。 2013年4月，位于原华沙犹太区的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落成开放。 博物馆展示了犹太人与波兰的千年关系以及二战期间的大屠杀悲剧。

波兰人以不同的方式传承历史记忆。 Jecic ( ) 的 Teraz 44 和 Teraz 43 摄影项目。 两个项目将历史照片与拍摄照片的当下场景无缝拼接，形成了历史与现实的独特联系。 “Teraz 44”项目聚焦华沙起义，“Teraz 43”项目聚焦华沙犹太区。 华沙起义博物馆已成为塑造记忆和传承历史的重要载体。 2010年，华沙起义博物馆推出了一部名为《废墟之城》的3D电影，展现了二战期间华沙沦为废墟的场景。 在起义七十周年之际，华沙起义博物馆制作了奥斯卡提名影片《华沙起义》。 华沙起义博物馆2021年启动的“记忆之根”项目旨在打造一个华沙起义后裔共同体，使其承担起“世代接力”的功能，成为记忆、梦想和价值观的守护者继承了起义。 博物馆邀请起义者的子女、孙子、曾孙和亲属来缅怀起义者，并与他们分享他们的故事和记忆。 华沙起义博物馆的使命是防止华沙起义幸存者的生活、成就和梦想的记忆在他们死后与他们一起消失。 新建的华沙犹太区博物馆成为传播和研究华沙犹太区历史的重要基地。 2023年4月，波兰隆重纪念华沙犹太区起义80周年。 波兰副总理兼文化部长格林斯基撰文强调，“我们将牢记过去，汲取历史经验，共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但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死去的人或被谋杀的人。记忆流传下来代代相传。今天，我们是这段记忆的守护者”。

未完成结算

二战后，波兰的版图发生了重大变化。 奥得河成为战败德国的东部边界，波兰从那里获得了“收复的领土”。 随着领土的变化，约有 800 万德国人被驱逐出波兰。 寇松线成为其东部边界，波兰在第二共和国期间失去了 179,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和 1200 万人口（其中 430 万讲波兰语）。 在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和德国分裂的背景下，波兰的西部边界是东西方之间长期存在的争端。 1950 年，东德与波兰签署了一项条约，承认奥得河-尼斯河为其永久的东部边界。 西德坚称，奥得尼斯河只是临时的行政边界，需要根据最终的和平条约进行修改。

华沙见证了波德和解。 二战后波兰和德国的和解始于教会。 从1960年德国主教多普夫纳的和解演说，到1961年新教知识分子的“图宾根备忘录”，再到1965年波兰主教邀请德国主教参加波兰皈依基督教千年庆典的信，德波和解进程是推出。 波兰主教“我们给予宽恕并请求宽恕”的表态在道义上颇具勇气，但主教的表态激怒了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认为该主教背叛了波兰的国家利益，甚至考虑逮捕他们或将他们驱逐到梵蒂冈。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局对主教的批评逐渐冷淡。 事实上，“我们给予宽恕并请求宽恕”这句话成了德波和解的基础。

在美苏缓和的背景下，1969年勃兰特出任西德总理，以“和解求变”为标准，出台东方政策，东西德缓和出现新局面西方。 1970年8月，西德与苏联签订《莫斯科条约》，规定边界“不可侵犯”，涉及波兰的奥得河-尼斯河边界和西德与东德的边界。 1970年12月，西德与波兰签署《华沙条约》，承认奥得河-尼斯河边界，并宣布无领土要求。 勃兰特在华沙的动人下跪，开辟了德波和解之路，成为德波和解的里程碑事件。 1989年11月12日，德国总理科尔和波兰总理马佐维斯基在克尔舍瓦参加“和解弥撒”。 科尔和马佐维尔斯基的历史性拥抱成为欧洲巨变背景下非波兰和解的象征。 德国统一后，1991年，博德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博德和解基金会于1991年根据波兰和德国两国政府的协议成立。 该基金会获得了5亿德国马克的资金，用于为纳粹德国的受害者提供资助和援助，并开展人道主义和教育活动。

西德总理勃兰特下跪纪念碑

博德和解还没有结束。 2015年法律与正义党在波兰上台后，法律与正义党政客不时批评德国，称德国威胁波兰的民族认同和国家主权。 法律与正义党主席卡钦斯基称德国的主导地位是一条危机和不幸的道路。 在2020年勃兰特“华沙下跪”50周年之际，法律与正义党议员阿尔卡迪乌斯·穆拉尔奇克称勃兰特的下跪是一个“空洞的姿态”。 他认为“这是没有意义的，对波兰无偿犯下的罪行道歉算什么？” 2022年9月1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83周年。 同日，波兰召开记者会，向德国索赔。 根据由领导的德国二战对波兰损害赔偿评估小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评估师组成的30人团队编写的三卷本《关于波兰1939-1945》，五年内因德国损失的报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侵略和占领，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波兰的损失总计 6.2 万亿兹罗提（1.3 万亿欧元）。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出席活动，称该报告有助于实现真正的和解，修复波德关系。 卡钦斯基强调，“德国从来没有为对波兰犯下的罪行负责。德国的历史政策没有对波兰民族犯下罪行。我们必须努力重建德国人民的意识。” 9月14日，波兰议会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德国政府为二战承担政治、历史、法律和财政责任。 德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回应称，“德国政府的立场没有改变，赔偿问题已经结束。因为”波兰早在1953年就放弃了进一步赔偿的要求，并证实多次弃权。 这就是今天欧洲秩序的基础”。德国总理舒尔茨否决了波兰的索赔，称赔偿问题终于按照国际法得到解决。波兰试图将索赔问题国际化，而战争赔偿问题成为了新的问题。波德关系。

即使两国之间出现新的问题，德国寻求和解的意愿也没有减弱。 2023年4月19日，德国总统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参加犹太人区起义80周年纪念活动：“今天我站在你们面前，请求你们的原谅。我对德国人在这里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深感羞愧。”但与此同时，能够作为首位德国国家元首参加这次纪念活动，我充满感激和谦卑。”

从博德的和解进程来看，和解之路绝非一帆风顺。 博德和解对今天的欧洲有着特殊的意义。 只有甩掉历史包袱，博德才能重建信任，重振魏玛三角，进一步推动欧洲一体化的深化。

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战争预示着冷战结束后欧洲和平红利的结束。 波兰东部的战事震动了波兰，强烈的不安全感驱使波兰打造了一支欧洲最强的强大军队。 根据历史经验，波兰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对乌克兰的处境深表同情。 面对安全环境的变化，波兰成为应对危机的前线国家，华沙则成为欧洲应对危机的外交中心和乌克兰、俄罗斯的大本营。 华沙寻求成为未来欧洲安全架构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波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敌意。 无论俄乌战争结果如何，未来欧洲都将面临波俄和解的难题。 与波德和解一样，波俄和解也将成为欧洲和平的基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