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几部纪录片中，《人居》可能是比较本土的一部。 影片主角全程用上海话对白，会让本地观众在观看时倍感亲切。 片中拍摄的舟山路胡同也随着建筑被拆除，为影片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城市变迁档案。 影片的主题也聚焦在老龄化上海日益突出的一个问题：空巢老人。

人居海报

谈到“空巢”老人，他们留给大众的刻板印象似乎是灰色的：晚年无子，常身患疾病，余生的意义似乎是一个安静的旁观者。 《人居》的两位主人公盛征明和王乐乐属于空巢老人群体。 作为一部纪录片，《人居》的时间跨度长达5年（2014-2019），开拍时两人已年近八十。

《人居》的叙事以盛征明和王乐乐为中心。 两人在老年大学的合唱团认识，一起去养老院考察。 和其他空巢老人一样，盛征明和王乐乐也将入住养老院视为可能的归宿。 为此，他们仔细走访了几家养老院，评估了它们的优缺点：一个房间住多少人，有没有配套的厕所，伙食质量好，有上下电梯，绿化怎么样环境，生活成本是多少，甚至，养老院居民的文化水平如何……

《人居》剧照

片中的盛征明和王乐乐并没有住在养老院。 两人的另一个共同点是都想出国。 而这就是整部影片的主线。 两人出国的原因各不相同。 盛征明打算去日本看望20多年前在上海虹口公园日语角认识的日本朋友今野，而王乐乐则想去加拿大看望已经移民的独生子。

这两条故事线没有任何联系，基本可以看作是独立的故事。 相对而言，王乐乐的故事情节更具普适性——再次将老年移民的“文化冲突”展现在银幕上。 初到加拿大（温哥华）时，老人眼中的世界充满了新鲜感，连野鸭都成了她的摄影对象。 可当最初的惊喜过去后，王乐乐的心情渐渐低落下来。 毕竟，这是一个与拥挤的上海截然不同的世界。 在上海的时候，王乐乐出入胡同可以和无数人打招呼，但是在加拿大，出去走走可能一个人也遇不到。 加拿大的天气和饮食让王乐乐心里不舒服，甚至觉得“柚子在上海也大”。

片中，王乐乐的儿子对她说，“不要总想改变别人”，但无情的现实是，身处异国他乡，王乐乐必须要改变自己。 这个时候，也许她的一生只剩下钢琴了。 在《人居》中，有很多当过幼儿园音乐老师的王乐乐弹钢琴的镜头。 可以说，琴声承载了她大半辈子的回忆，也成为异国他乡为数不多的生活乐趣之一。

《人居》剧照

和王乐乐一样，作为一个老人，盛征明也有自己的追求和精神寄托。 相比之下，他的故事更感人，也更曲折。 今野1997年回国，因病不能行走，与盛征明虽有书信往来，却再也没有来过上海。 为了到日本探望今野，盛征明首先要过的就是“签证检查”。 拍摄该片时，日本已经开放了赴华自由行签证，但“在职证明”和“收入要求”等门槛，仍让盛征明数年无法赴日。 当他最终克服困难登上飞往日本的飞机时，《人居》也迎来了整部影片的高潮。

今野住在稚内市，这是一个位于北海道最北端的小镇，相当于“日本的漠河”。 当地人口只有3万多，远谈不上繁荣，尤其是和上海相比。 没想到，当盛征明顺着信中的地址去到遥远的稚内，找到今野的住处时，却发现那栋楼里空无一人。 这可以说是纪录片《人居》中最紧张的时刻。 幸运的是，盛征明曾做过日语教师，这一语言优势让他向当地的交办（派出所）寻求帮助，这才揭开了“悬念”。 九十多岁的今野还活着，住在康复老人院。

当这两个老朋友时隔二十多年再次见面时，往事浮现在脑海中。 盛征明用日语讲述了与今野在上海游玩鲁迅公园、南京路，眺望未完工的东方明珠电视塔的经历。 今野此时已经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记忆逐渐丧失。 可他还记得在上海时，为盛征明做日式咖喱饭的经历……这件在旁人看来普普通通的小事，却成了这位老人异国他乡生活中难以忘怀的回忆。

盛征明在签证到期前去与今野告别时，用的词是“さよナラ（）”。 在日语中，这个词不是简单的“再见”，而是包含“再见”的意思。 两人告别之时，他们很清楚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对方了（片尾提醒今野在2019年夏天去世）。

《人居》剧照

因此，“人居”这个名字也耐人寻味。 从字面上看，它只是“栖息地”的意思。 片头一闪而过的巷子里的鸽舍，似乎也别有深意。 但另一方面，“栖”可以理解为心中的归宿。 正如王乐乐的“栖地”在于琴声，盛征明的“栖地”是跨国友谊——八十高龄老人只身远赴异国探望故友的壮举，写下“海中知己，天涯海角”。 像《僵尸邻居》这样的诗也是令人钦佩的。

作为盛征明的日本友人，今野曾在片中感叹“岁数打不过”。 自然界的规律对人类来说确实是不可抗拒的。 但老年人仍然可以选择如何过自己的生活。 正如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所写，“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老年应该在一天结束时燃烧和咆哮；愤怒，愤怒地反对光的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