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爵奖评委会主席论坛和媒体采访中，杰日经常陷入片刻的沉默。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因为这位波兰导演已经步入85岁高龄，思维没有那么敏捷了。 然而，这片刻的沉默，也可能是历史强加的习惯。 在我对中欧和东欧的导演、编剧、电影音乐家和动画制作人的有限采访中，这样的沉默时刻并不少见。

2023年6月14日，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论坛评委会主席、金爵奖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导演耶日·斯科利莫夫斯基出席活动。视觉中国地图

被低估的导演

斯科利莫夫斯基的同事切斯洛夫·米沃什在《被囚禁的心灵》中写道：“那些日子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有足够空间自由活动的人，但他身后仍然拖着一条长长的锁链，一条锁链一直把他钉在一个地方。这条链的一部分是外部的——但同时，或许更重要的是，在我内部。” 不知道是不是也有同感，他们都背井离乡，在西方漂泊了几十年，最后还是选择了回到波兰。可惜，直到今天，当我谈到电影Hands Up ! 这迫使他离开自己的祖国，他用“我犯了一个错误……”来形容

不得不说，上海国际电影节邀请斯科利莫夫斯基担任金爵奖评委会主席，实属意外之喜。

《早春》剧照

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被低估的导演。 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在 Deep End 看到他的作品。 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中文译名叫做《浴室春天的爱情》。 故事讲述了一个在公共浴室做杂工的英国小男孩，无可救*地爱上了年长的女同事。 以悲剧告终。 其实影片的情感表现还是比较克制的，但是画面的构图、色彩的搭配以及穿插其中的配乐都相当肆意，可以用惊艳来形容。 我想当然地认为这部作品是某个英国电影人的作品，但经过搜索，我发现它的导演杰日斯科利莫夫斯基实际上是波兰人。 《早春》是他1970年出国后拍摄的作品，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 直到2010年该片被2K修复后，它的价值才被重新发现。

《月光男孩》中的杰瑞米·艾恩斯

之后，我找到了 的《月光》(1982)。 影片讲述了波兰装潢师诺瓦克带着几个同胞到伦敦非法打工的故事。 他夹在雇主的要求和同胞的不理解之间。 人家的吃喝，只好冒着孤注一掷的风险去超市拿食物。 最后因为波兰风云变幻，差点回不去了。 虽然这部电影非常感人，紧张的气氛也特别有把握，并且获得了戛纳最佳编剧奖，主演是英国著名演员杰瑞米·艾恩斯，但电影本身似乎还是没什么人气——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斯科利莫夫斯基放映的五部作品之一（另外四部分别是《死亡呼唤》、《与安娜的四个夜晚》、《必要的杀戮》和《驴叫声》），上海观众有幸能够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大银幕下观看这部影片。

《出发》剧照

《早春》、《月光》都是如此，更何况《特征：无》（Marks: None）、《易取》（）、《障碍》（）、《离去》（Le départ）等等. 而看过以上作品的你，很难不联想到法国新浪潮。 比如“安杰三部曲”（《轻描淡写》、《障碍》、《沉默的呼唤》）会让人联想到特吕弗的《安托万系列》，而里奥德主演的《安托万》让-皮埃尔《启程》会让人联想到戈达尔早期风格的人。 这种相似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更接近精神上的呼应。

《沉默的呼唤》剧照

被埋葬似乎是他命运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被埋葬似乎是 命运的一部分。 毕竟，他确实在1991年的《 Dukai》（30门钥匙）失败后，选择彻底放下导管，转而以绘画为业。 好在兴趣广泛，对自己认识不同的他，似乎并不怎么在意。 似乎在这个论坛上，当著名电影史学家马可·穆勒赋予他拳击手、爵士乐手、作家、画家等多重身份时，他忍不住纠正道：“你把我描述得太好了。是的。它是的，我是爵士乐队的鼓手，但我打得不好；我也是拳击手，但作为业余爱好者，输掉了一半的比赛；规模很小。” 他还出演过《东方无极》和《复仇者联盟》等备受瞩目的电影，但经常扮演小配角——他说这些演员的工作是他挣来的。 最简单的钱。 幸运的是，17年后，斯科利莫夫斯基重回导演之位。 随着《与安娜的四个夜晚》、《必要的杀戮》、《11分钟》和《驴哭》的上映，并屡屡在欧洲电影节上获奖，他的导演生涯也迎来了新的转折点。 正如他自己所说，“总的来说，我接触公众并成为艺术家的唯一真正机会只有通过拍电影。”

接二连三的作品让斯科利莫夫斯基重新回到媒体和影迷的视野中，让外界更多地了解他的生平事迹。 例如，他曾与捷克导演米洛斯·福尔曼和伊万·帕瑟在布拉格上同一所学校，住在同一间宿舍； 例如，他与捷克政治家、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同桌； 比如他曾承诺将苏珊·桑塔格的小说《在美国》搬上银幕，但因为找不到投资，最终计划流产； 布兰道尔（“梅菲斯特”、“走出非洲”）； 比如《必要的杀戮》主演文森特·加洛拒绝上台领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却不忘问他要归还一块珍贵的手表作为奖品等等，或者是遗憾或有趣的插曲。

必要杀戮中的文森特·加洛

此次来上海担任金爵奖评委会主席，斯科利莫夫斯基大部分时间都在观看入围影片，而我们媒体的采访时间显然非常有限。 考虑到在与 Marco Müller 的谈话中，他明确表示他不喜欢谈论理论话题，所以我的大部分问题都落在了他和他的合作者身上。

说到合作者， 的大部分剧本都是过去写的，最近还有他现在的搭档 Ewa （伊娃）。 伊娃与斯科利莫夫斯基相伴多年，此次也一同来到上海。 媒体采访时，她坐在房间一角的地板上，偶尔说话帮忙，纠正带有口音的英语。 与 合作的摄影师每部电影都不同。

如果主创团队中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角色，那可能就是配乐。 擅长诠释自由爵士乐的波兰作曲家克里斯托弗·科梅达（ ）负责斯科利莫夫斯基早期作品《障碍》、《启程》和《寂静的咆哮》的配乐。 虽然普遍认为英年早逝的柯梅达为罗曼·波兰斯基的《迷迭香的宝贝》和《水中的刀》创作的配乐是他的杰作，但实际上他为《Go》创作的配乐也是不可多得的杰作。 离开波兰前往英国和美国后，斯科利莫夫斯基最常与大气的英国作曲家斯坦利迈尔斯合作。 晚年重回电影界，与波兰新一代作曲家Paweł 结成长期合作伙伴关系。

而谈到这些老朋友，斯科利莫夫斯基就会打开对话盒滔滔不绝，回答其他问题时的“沉默时刻”也会自动消失。

【面试】

“汉斯季默在好莱坞发了大财，我也算伯乐”

澎湃新闻：在您的作品中，我第一个读到的是《早春》。 配乐由猫和德国乐队 Can 创作。 其实Cat只配过两部电影，不知道为什么找他合作？

：这个问题似乎更适合他来回答。 我们都知道，Cat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做音乐。 在我看来，一半是出于宗教原因，一半是出于政治原因。 而我当时认识的Cat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年轻人。 我很高兴他后来重新创作了音乐，因为我非常喜欢他的一些歌曲。

澎湃新闻：后来我发现不仅是《早春》，你电影里的配乐也很好。 接下来，我想谈谈波兰作曲家克里斯托弗·科梅达（ ）。 他在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中出现了很长时间，不知道波兰斯基有没有把他介绍给你？

：不，我实际上是把 介绍给了 。 好吧……不算，我们都属于年轻爵士乐爱好者的同一个小圈子。 要知道，那是铁幕时代，世界分为两个阵营，而爵士乐是美国的，所以是违禁品。 但是，仔细想想，爵士乐更像是属于受压迫的美国黑人的音乐，而不是美国白人作为压迫者创造的音乐，所以禁止爵士乐在意识形态上是不合理的。 反正在那个时候听爵士乐或者弹爵士乐有点违法，官方也不欢迎这种音乐形式。

你提到我电影中的音乐，我觉得我很幸运能和很多优秀的作曲家合作，不过，我想这也是因为我自己对音乐的品味不错，所以我总是能找到合适的。 不仅是你提到的Cat和，我还和很多重要的音乐人合作过。 比如《死亡召唤》的音乐是由创世纪管弦乐团的两位成员完成的（），而我是第一个找到汉·齐默尔来为电影配乐作曲的导演。

《死亡呼唤》海报

澎湃新闻：我记得他在《月光男孩》和《灯塔》中，对吧？

：是的，他们的音乐应该是 Myers 的。 迈尔斯也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家，我们合作过多次。 有一天，我对他说，“斯坦利，我想要一些不同的东西。” 我告诉他我想要 1960 年代伦敦年轻人演奏的非常现代的音乐。 斯坦利想了想，带我去了一个俱乐部。 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在弹钢琴，这正是我想要的音乐，那个年轻人就是汉斯季默。 互相自我介绍后，我邀请汉斯来拍我的电影，这成为他进军电影界的敲门砖。 之后，他在好莱坞崭露头角。 我想我也算是曾经的伯乐了。

澎湃新闻：那与波兰作曲家帕维尔·米基廷（Paweł）的合作情况如何？

： 实际上是一位古典音乐作曲家，他的团队经常在世界各地演出。 你知道， 通常不会创作轻松愉快的大众音乐，但他作品中的情感表达让我想起了我过去与 的合作。

我与 合作的方式非常特别。 他一直想看我拍摄的原始素材，而不是最终剪辑版，所以我给他看的一些片段比电影中呈现的要长得多。 他会让我一个人在放映室里，就是为了让我完全放松，因为他会让我用自己的声音来配合镜头，有时我会大喊大叫。 你看，这种实验性的创作方式只能在你和你的朋友之间进行，你雇的人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为柯美达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我可以毫无负担的在他面前发疯发傻，发出各种奇怪的声音。 这确实有助于 最终创作出充满情感的音乐。

我现在与 合作的方式与此非常相似。 并不是说我还是会自己发出奇怪的声音，而是针对特定的场景，我会用一种更轻松、更散漫的方式向他描述我的感受。 他总是对我想表达的东西有敏锐的感觉，最后在配乐中表现出来。

斯科利莫夫斯基在《驴叫声》片场

“又不是为了拍电影，根本不想每天早起”

澎湃新闻：60年代，您被迫出国，作品无法发表。 我觉得这可以算是一种特殊政治制度下的取消文化。 现在，一种新的取消文化正在好莱坞和世界其他地方出现，就像你的朋友导演罗曼波兰斯基所发生的那样。 过去合作过《水中刀》的剧本； 不久前，你们合作了他的新片《瑞士花园》的剧本。 我想问一下，您如何看待他遇到的取消文化？

：我认为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纯粹是政治问题。 至于波兰斯基，我觉得今天应该主要谈谈我的工作，请允许我跳过这个问题。

澎湃新闻：好的，可以理解。 好吧，我希望你不介意谈谈《无声的咆哮》这部改变你命运的作品。 它是在 1967 年完成的，当它最终于 1981 年问世时，你为它添加了一段关于你离开波兰后的生活的序幕。 为什么需要这个前言？

：我认为这很复杂，这是关于波兰的政治变化。 那时，我冒着风险为一些抗议发声。 我应该准备好接受惩罚，但我没有。 那时我还年轻，可能把问题想的有点太简单了。 没想到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 但无论如何，这只是我的个性，我喜欢冒险。 我做了我想做的，忍受了我只能忍受的。 这些就是我现在的故事，我无话可说。

克劳斯玛丽亚布兰道尔（左）和罗伯特杜瓦尔在“”

澎湃新闻：再说说演员吧。 在之前与马可·穆勒的对话中，您提到在拍摄《灯塔》时，您与奥地利演员克劳斯·玛丽亚·布兰道尔发生了冲突。 但我认为罗伯特杜瓦尔和克劳斯玛丽亚布兰道尔都在“”中表现出色。 而且，影片中的两个角色本来就是对立的，杜瓦尔假装的优雅和布兰道尔假装的从容之间形成了强烈的戏剧张力。 不知道戏外的矛盾是否真的变成了一种推力，让两人在戏中的表现更加有趣。

：的确，有时拍摄过程中的冲突确实会给电影带来额外的化学反应。 不过，我不太确定我们与 的冲突是否对电影本身有所帮助。 在我看来，布兰道尔太自以为是了。 如果现场没有冲突，如果每个人都纯粹专业，也许 会是一部更好的电影，因为我们有一群才华横溢的人。 然而遗憾的是，本应只存在于角色之间的竞争感却被带到了戏外，导致不必要的紧张气氛弥漫在片场。 当然，这些都是过去，无法改变，你永远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结局。

澎湃新闻：杰瑞米·艾恩斯主演的《月光男孩》的故事好像太真实了，所以很感人。 不知道那些情节，比如他在超市的所作所为，是来自你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是来自你的波兰朋友？

：更多来自我对那个特定环境中人们生活的想象。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处在那种困境，敢去超市偷东西。 所以我让杰瑞米·艾恩斯想象一下，在他别无选择只能成为或不成为的情况下，他的角色会做什么。 结果，他如此令人信服地演绎了角色的挣扎，以至于你们都认为我真的经历过。 （笑）不，不，我没有入店行窃。 但是，我可以感同身受角色在某种情况下的所思所想，然后把自己的感受传达给演员。

年轻的斯科利莫夫斯基

澎湃新闻：您在很小的时候就帮助导演安杰伊·瓦依达修改了《灰烬与钻石》的剧本。 然后，你发现拍电影很容易，于是你放弃写作，去了内电影学院“Z”（Łódź），波兰电影院，正确读音应该是“Uchi”]，当上了电影导演。 现在，这么多年了，你还觉得拍电影容易吗？

：嗯……你看我还在拍摄，所以应该很容易（笑）。 我不得不承认，基本上我很懒惰。 如果不是为了拍电影，我是一个不想每天早起的老人——那是拍电影最糟糕的部分，有时是五点，有时更早； 迟到和精疲力尽。 不过，你看，我还能继续出手，说明这件事情很简单，甚至可以克服自己的惰性。

2023年6月16日，导演赫雷斯·斯科利莫夫斯基携《驴叫》出席映后会。视觉中国地图